1910年上海“橡胶股票”风潮中，商务印书馆老板夏瑞芳也同样中招，不得不变卖房产抵债，并一度波及商务印书馆的运营。在这个节骨眼上，书馆内又“祸起萧墙”，从内部杀出来一个强劲的挑战者。这就是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

　　陆费逵并不姓陆，而是复姓陆费、名逵、字伯鸿。其原籍浙江桐乡，1886年生于陕西汉中，系乾隆朝翰林院编修、《四库全书》总校官陆费墀的后裔。

　　1904年，陆费逵来到武昌开办新学界书店，次年接办《楚报》。由于抨击时政《楚报》于1905年底被查禁，陆费逵转往上海，不久进入上海文明书局。经过两年的磨炼，陆费逵于1908年秋进入商务印书馆担任国文部编辑，不久又出任出版部部长兼《教育杂志》主编等职，由此在出版界崭露头角。

　　清末新政时期，全国新式中小学次第铺开，由此带来的教科书市场骤然扩大。在此商机下，商务印书馆迅速抢占赛道并大发其财，市场占有率达到六成以上，一时赚得盆满钵满。然而，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商务印书馆未能及时判断局势，其教科书仍沿用旧例，这让陆费逵看到了机会。

　　1912年元旦，陆费逵与戴克敦、陈寅、沈知方等人集资2.5万银圆创办中华书局，并在《申报》上发表《宣言书》：“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民国成立即在目前，非有适宜之教科书，则革命最后之胜利仍不可得。爰集同志，从事编辑。半载以来，稍有成就。”

　　陆费逵等人都是书局出身，对教科书市场了如指掌。他们这次从内部斜刺杀出，顿时把商务印书馆打了个措手不及。此后，陆费逵以“教科书革命”为口号，迅速推出“中华版”教科书。这套教科书体例新颖，封面配以醒目的共和国旗图案，内容上也完全删除了之前帝制时期的陈腐痕迹，因而刚一上市便大受欢迎，几成“架无隔宿之书”的盛况。

　　至于商务版教科书，此时则大量积压存货，一时压力巨大。等到清帝退位、局势已定，“中华版”教科书早已风靡全国，抢占了原本属于商务的市场。正所谓，商机稍纵即逝，商务印书馆之后虽以最快速度赶出新版《共和国教科书》，但中华书局已站稳脚跟，俨然对手。

　　从后来的事实看，“中华版”教科书不但让陆费逵等人赚到了第一桶金，而且也改变了近代出版格局的走向。以此为起点，中华书局最终与商务印书馆形成分庭抗礼之势。此后，商务印书馆虽然重新夺回教科书市场的主导地位，但中华书局也对此紧咬不放，并陆续推出各类教科书近400种。到抗战时期，中华版教科书的市场占有率达到23%，仅次于商务。

　　中华书局成立之初，仅在上海福州路租下三间门面作为办公场所，无论资本还是人员都远不能和商务印书馆相提并论。等到教科书打响第一炮后，其当年营业额即达20多万元，接近资本金的10倍。在此迅猛势头下，陆费逵等人随后“改公司，添资本，广设分局，自办印刷”，书局生意蒸蒸日上。1913年后，公司迁至东百老汇路并设编辑、事务、营业、印刷四所，陆费逵担任经理，沈知方为副经理。

　　1916年，中华书局资本增至160万元并在当年上马了两个大工程：一是在棋盘街中心地段(今福州路、河南路转角)建成一栋高5层、临街十开间的办公大楼;二是在静安寺路与哈同路(今南京西路、铜仁路)交界处购置了一块40亩的地皮兴建印刷总厂。此时，中华书局已由最初的不到10人发展到上千人。

　　然而，由于固定投资过大，加上副经理沈知方挪用公款投机失败，中华书局的资金链也濒临断裂。1917年5月，“中华书局即将破产”的传言四起，一时间人心摇动，几至停业。所幸的是，在常州资本家吴镜渊等人的支持下，书局才得以渡过难关。

　　1919年，中华书局实行总经理负责制，下设总务处、编辑所、印刷所、发行所四大职能部门，陆费逵任总经理兼编辑所长。在后者的悉心经营下，中华书局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其间，书局接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及各大广告公司的业务，经济状况大为好转。

　　在坚持以图书为导向的同时，陆费逵也创办了多种类型的期刊，其中包括《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等“八大杂志”。此后，又相继创办《小朋友》《南国半月刊》《醒狮周刊》《学衡》等流行期刊。这些期刊在提升中华书局知名度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当的利润。

　　中华书局之所以要在杂志期刊上发力，其实也是有意与商务印书馆竞争(后者有《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知名期刊)。所谓“商场如战场”，双方在工具书与古籍丛书上也展开了激烈的角逐。譬如，商务出版《辞源》，中华即推出《辞海》;商务出《四部丛刊》，中华就出《四部备要》，双方你来我往，竞争趋于白热化。此外，陆费逵还主持影印出版了《古今图书集成》《殿版二十四史》等传统大型典籍，为保存和传承古代文化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印刷方面，陆费逵也十分重视。他认为“印刷为文明利器，一国之文化系焉”。为此，中华书局自1916年后又多次扩建印刷总厂。在印刷业务方面，中华书局一直稳居全国第二，彩印业务更是跃居全国第一，其印刷设计之新，当时号称远东第一。此外，中华书局还在昆明路自设中华教育用品制造厂，制造教学仪器、标本模型等。

　　在持续壮大的过程中，中华书局也不断兼并其他公司，其中包括民立图书公司、文明书局和聚珍仿宋印书馆等。至1937年春，中华书局资本扩充至400万元，年营业额近千万元，全国各地设分局40余处，员工人数达到6000多人。由此，中华书局进入全盛时期，成为国内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主要出版企业。

　　随着中华书局的不断壮大，陆费逵的声誉日渐升高，他相继担任过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主席、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委员等职。抗战开始后，陆费逵于1937年11月前往香港主持工作，其间赶印书籍，供应抗战后方。但不幸的是，于1941年7月9日，陆费逵在香港突患脑溢血而逝，终年56岁。

　　陆费逵一向关心国家大事，支持教育文化事业发展。对于图书行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陆费逵曾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在这种理念的支撑下，他为民族出版行业奋斗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