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主峰会”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政治与经济关系是政治经济学永恒主题。经济学源于古希腊哲学，以苏格拉底学生色诺芬的著作《经济论》算起，有2400多年的历史。哲学家从人之本性思考经济问题，有学者将经济学分为两大流派，一类以满足个人欲望为依归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另一类以个人欲望服从社会利益的国家干预经济学说。政治经济学从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更倾向于后者，以法国早期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1615年上书路易王朝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为标志，政治经济学迄今已发展了400多年。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是强调经济活动与政治事务、国家责任的统一，推崇国家干预与管理经济。红极一时的西方经济学，历经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及20世纪70年代以后百家争鸣阶段，一直围绕经济与政治、市场与政府、财富增长与道德福利、公共选择学派与宪制经济学的交织、分离、相融争论不休。在东方,20世纪80年代我国理论界也曾有对计划与市场、姓资姓社的争论，1987年2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指出，计划和市场都只是经济手段，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区分的标准，方才使得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尘埃落定。从政治经济学学科认知的流变和演进看，无论是前古典经济学时期重“政治”而轻“经济”，还是古典经济学时期亚当·斯密将“经济”从“政治”中解放出来，抑或后来不同历史时期诸多学派对该学科认知出现明显分流，然而围绕政治与经济关系始终是政治经济学人讨论不休的热点话题。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根本分野不合规律，交叉融合乃趋势所在。

　　美国“民主峰会”令“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走向衰落。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经济系统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复杂的经济系统受制于内外部环境，与政治共生共荣。西方新自由主义过分强调市场“看不见的手”作用，尤其是1989年形成的“华盛顿共识”将新自由主义及其政府观推高到鼎盛时期。然而，从现实看，审视包括1994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阿根廷债务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19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低迷的种种事件，人们对新自由主义式的“小政府”提出了质疑。经济和政治是一脉相承的，经济离不开政治，经济服务于政治，政治依赖于经济，政治作用于经济。拜登政府2021年12月组织的“民主峰会”，属于“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旨在回归政治经济学本源，阻止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强化政治“有形之手”对经济的影响力。2022年2月，因俄罗斯乌克兰战事，美国、英国、欧盟、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对俄罗斯实施金融和经济制裁，也印证了经济与地缘政治甚至军事息息相关。

　　美国“民主峰会”政治经济企图明显

　　美国“民主峰会”实为维护自身政治霸权。拜登上任后，精心策划了“民主峰会”。首届峰会于2021年12月9日至10日举办，计划陆续办下去，办成全球公共产品。美国以所谓的“民主”为名，拉帮结派，强化同盟力量，排斥中国和俄罗斯，以巩固其全球政治影响力，其政治野心暴露无遗。

　　美国“民主峰会”实为维护自身经济利益。“二战”后，美国凭借美元地位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循环透支信用，维护其高昂的社会福利、庞大的基础设施、高科技投入和全球军事扩张，一度时期美国制造业空心化严重。美国自上个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执政开始就养成了靠发债“过日子”的习惯;70年代卡特执政后，历届总统都试图压缩政府赤字，除克林顿有成效外，大多失败了;特朗普在位期间“自私性”增强，加速谋求财政赤字货币化;拜登延续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疯狂印钞，截止2021年末美国联邦债务总量已突破29万亿美元。美国债台高筑，美元信用支撑了美国科技和军事实力，但其经济“健康状况”遭到国际社会普遍质疑。美国为挽救数字货币时代美元日渐衰退窘境和掩盖国内经济颓势，组织所谓的“民主峰会”，其经济用意昭然若揭。

　　美国“民主峰会”或影响我国对外经贸科技合作关系

　　美国是欠联合国会费大户但不惜提供专项资金资助“民主峰会”，其目的在于巩固其政治经济金融军事同盟力量，以政治手段服务于经济。美国以所谓的“民主”标准划分“朋友圈”，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了我国对外经贸科技合作关系。从美国邀请参会对象分析，足见其在全球的固有势力，也暴露了其一以贯之视中国为全面竞争对手的战略图谋。

　　美国邀请了较广泛的参会对象，或意欲绕开中俄甚至联合国巩固其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发出会议邀请的国家和地区有111个，约占联合国承认国家总数的一半。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有英国、法国和美国三个参会。

　　美国邀请了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或意欲在政治经济上对我挑拨离间。邀请了中国9个邻国，除巴基斯坦拒绝外，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蒙古、尼泊尔、菲律宾、韩国参会。邀请了中国台湾地区参会，公然触碰中国主权“红线”。

　　美国邀请了大多数主要经济体，或意欲维护以美为中心的全球产业、金融、经济联盟。参会对象包括：主要工业国家G7;除中国、俄罗斯、沙特、土耳其之外的G20国家;除土耳其、匈牙利之外的36个OECD成员国;100个WTO主要成员(累计成员164个)。

　　美国邀请了除俄罗斯、匈牙利、土耳其之外的39个瓦森纳协定(《关于常规武器与两用产品和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协定》)成员国，或意欲强化与成员国科技合作，加强技术对外封锁。

　　美国邀请了大多数盟友，或意欲强化军事和政治同盟。参会对象包括：“五眼联盟”;除匈牙利之外的北约成员国;除巴基斯坦、泰国的东南亚盟友;大多数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大多数英联盟国家等。

　　综合施策削弱美国“民主峰会”战略图谋

　　统筹国内外资源应对美战略图谋。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是相互交织的。美国视中国为长期战略竞争对手这一立场上，美国两党异常团结。2021年美国国会高票通过的《创新与竞争法案》，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打压，其根本目的在于担心中国经济的崛起。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2019年9月9日在《华尔街日报》专栏文章中声称，“作为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创始人，我对打败当下中国的兴趣，超过了对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关心”，称特朗普的对华政策非常正确，美国对华为的封杀更不能解除等。面对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需要进一步认清和把握新形势下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动态，统筹国内政治经济等多方资源，广泛团结国际社会力量，有针对性地削弱美国“民主峰会”的政治经济战略图谋。

　　揭露美式虚假民主和霸道逻辑的真相。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权利，而不是美国的专利。美国用自身单一的标尺去衡量世界不尽相同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各具特色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当下的美国，将美式民主强加于他国，而忽视其国内只讲程序民主和形式民主的实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的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既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也包含鲜明的中国特色。美国不应该为一己私利，以有色眼光诋毁非美式民主的国家。

　　直面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目前全球经济除了受到疫情影响外，还受到气候变暖、发展鸿沟、单边主义、地缘政治等因素叠加的多重影响。中美应携手共克时艰，共同应对世纪疫情和环境问题，加强贸易、投资、金融领域合作，加强宏观政策的协调沟通，推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摒弃逆全球化恶潮。美国政府要有担当，不能违背国际法随意冻结他国主权财富美元资产，不能毫无节制地采取无限量化宽松的美元货币政策，要采取切实可行措施保持美元币值稳定，维护美元和美债的信用，要以负责任的姿态防范他国持有美元资产缩水和货币化。

　　强化大国间政治经济合作。除了防范化解中美经济、投资、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分歧外，还应加强防范化解新型贸易壁垒增多风险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重构风险。建议以大国外交为引领，深化中俄、中欧、中德、中法、中英、中日等双边合作。推动在联合国、WTO和G20框架下，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推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升级SDR功能，促进数字经济时代形成信用货币“锚”的共识机制。积极应对美欧债务危机，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资本项下的外汇管理，切实防范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风险，有效应对跨境资本流动冲击。

　　实施周边经贸优先发展战略。发展周边经贸，能发挥天然的地理和区位优势，发掘对外经贸潜力，促进沿边地区开放发展。周边经贸活跃，有助于深化双边多边利益融合，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在周边落地，提升中国在周边的政治影响力，减少美国及其盟友利用我周边滋事的战略图谋。建议进一步改善与周边的贸易投资金融合作环境，优化周边区域产业链价值链体系发展，推动内陆边境和沿边地区高质量开放，提高海峡两岸经贸合作热度。落实周边外交优先方针，深化周边经贸合作，提高周边国家(地区)对我国贸易、投资和金融的依存度。加强与周边国家(地区)抗疫合作，拓展数字贸易、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落实2022年1月1日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共享全球最大的自贸区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成果。

　　切实提高我国科技创新实力。深度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积极寻求新的进口技术替代与合作伙伴，深度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跟踪美西方“瓦森纳协定”技术清单的动态变化，使之成为我国制造强国战略内容更新和科技计划重点任务选择的重要参考。根据“瓦森纳协定”成员国与我地缘政治经济关系，积极与有合作意愿的成员国谋求更高层次科技合作，包括技术交流、人才互动、共同研发等。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多方联动”的出口管制合规体系，督促我国企业依据《出口管制法》及2021年4月修订发布的《商务部关于两用物项出口经营者建立出口管制内部合规机制的指导意见》和《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内部合规指南》，建立健全内部合规制度，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