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北京大学是我国“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中心。因此，如何讲好“浙江故事”与“北大故事”，以及浙江与北大两者的关系，是我们积极探索新时期思想教育的需要，在当下有着极其特殊的作用和意义。

　　一、浙江人与北大的情结

　　浙江人与北京大学的情结，很难确切地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我们从一些著名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观察来看，从北大建校初期就有浙江人的身影。比如说，京师大学堂创办后，经费的主要来源是清朝户部存于华俄道胜银行中500万两白银的利息。还有就是向全国各省征收经费，其中浙江省每年是8000两，这是浙江人民的大力支持。又如，在北大历任北大校长名单中，许景澄排在孙家鼐之后，被列为第二任校长。但孙家鼐任管学大臣时，真正担负建设与管理职责的却是许景澄。因此，很多资料也将许景澄视作北大首任校长。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北大浙江人的身影。后来浙江人中蔡元培又任北大的校长。还有历史上许多浙江籍政要和文化名人与北大有渊源、关系和故事。正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浙江人与北大的历史情结，北大发展需要各种人与各种力量的支持和帮助，因为教育事业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二、浙大与北大的情缘

　　1897年廖寿丰和林启创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的前身)，1898年光绪皇帝令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本来浙江大学与北京大学并没有密切的关系。但由于后来浙大有8位校长调到北大，使这两所大学就亲近多了。

　　从历史上来看，浙大调入北大或北大又调到浙大的校长有：第一位是劳乃宣。1901年10月劳乃宣出任浙江求是大学堂总理(校长)。1911年11月被清廷命授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校长)。

　　第二位是何燏时。何燏时是求是书院首届内院生。1898年清政府选派学生留日，1906年回国后，当年调北京任学部专门司主事兼京师大学堂教习。1907年他奉命到日本考察大学制度，回国后任京师大学堂工科监督(即工学院院长)，兼新校舍建筑主任。1912年11月接任马良校务。

　　第三位是司徒雷登。1876年6月司徒雷登生于杭州，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杭州大学前身，后并入浙大)。1918年北京有两所教会大学决定合并，以“燕京大学”为校名，司徒雷登出任燕大第一任校长。1919年起任校长和校务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获释的司徒雷登继任燕大校长。

　　第四位是陈大齐。1901年陈大齐进入浙江求是大学堂学习，1903年夏赴日留学，1912年回国后，任浙江高等学校校长(浙大前身)。1913年春调北京，次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1921年秋陈大齐游学德国，翌年冬回北大任哲学系系主任。1927年任北大教务长。1929年初任北大校长。1929年9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未到任前由陈大齐代校长，直至1930年12月蒋梦麟接任北大校长为止。

　　第五位是蒋梦麟。1902年考入浙江高等学堂(浙大前身)读书，1904年进入上海南洋公学，1908年自费赴美留学，191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19年夏天蔡元培因支持“五四运动”离职，委托蒋梦麟进京代掌北大校务。同年秋天，蔡元培回北大，蒋梦麟被聘为总务长。蒋梦麟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得意弟子，1923年1月，因北京政府逮捕在北大兼职的财政总长罗文干等事，蔡元培又愤而提出辞职，北大校务的重担又落到蒋梦麟的身上。1923年12月27日，教育部正式任命蒋梦麟为北大代理校长。1927年6月至1928年10月，蒋梦麟被任命为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及改名后的浙大校长。1930年12月至1945年6月，他又受命担任北大校长，成为接任北大代理校长和校长任期最长的一位“浙大人”。

　　第六位是马寅初。1905年考入北平大学，1907年获北平政府官费留学美国，先后获耶鲁大学经济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15年他抱着富国强民的心愿回到祖国的怀抱，先在财政部供职。1916年应蔡元培聘请到北大经济系任教授。1919年被教授会推选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1927年离北大来浙江任政府委员等职。1949年6月，因竺可桢离职，浙江省人民政府任命马寅初为浙大校长兼校务委员会主任。1951年5月，马寅初被调任北大校长。1960年3月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

　　第七位是吴震春。他于1898年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1906年至1910年任浙江高等学堂(浙大前身)总监督(校长)。他秉承林启倡导的求是校风，制定“自治自觉”的教育方针，“嫁接”母校的求是精神，给燕大题写“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9个字为校训，并给全校师生作校训的解释性演讲，给师生以极大的震撼。1941年12月，燕大被日寇查封，日伪阴谋利用吴校长声望，强请其出任伪职。他秉承母校的求是精神，严词拒绝。1952年院系调整时，燕大文、法、理学院并入北大，自此燕大停办。因此，吴雷川也是北大办学史上浙大调任的“半个校长”。

　　第八位是林建华。1978年至1986年在北大化学系，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北大一直做到常务副校长兼教务长，直到2010年被任命为重庆大学校长。2013年6月至2015年2月任浙大校长。2015年3月任北大校长。

　　我们从浙大与北大这样频繁的人事调动来看，两所大学在提倡大学精神以及教学改革与课程设计等方面都有相互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在我国教育史上，像浙大与北大两校之间校长的调动的情况可能不会很多。因此，浙大与北大的发展既有历史的渊源，也有历史的情结。浙大与北大共同向着世界一流大学方向进军，是有密切联系的。当下两校都在向世界一流大学大步迈进，更有互相支持与携手共进的浓浓情缘。

　　三、浙江与北大合作纪事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浙江省与北京大学的合作方式不断加强，合作领域不断扩大，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为浙江与北大双方在人才培养、科学技术研发、共建研究院等多方面提供加强合作的机遇。也为浙江与北大创新和合作写下了历史性的新篇章。

　　2004年3月13日，浙江省与北京大学签署全面合作协议，这标志着浙江省与北大的交流合作进入了更加全面与深入的崭新阶段。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说，浙江和北京大学的关系源远流长。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很好，全省上下充满生机和活力。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矛盾。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进步，科技进步要依靠创新，创新要依靠人才。近年来，我省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全面启动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大力加强国内外科技交流与合作，引进大院名校，共建创新载体，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闵维方代表北大说，在北大100多年的历史上，有许多浙江籍的名人，如蔡元培、马寅初等，他们为北大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没有他们，北大的历史将会失色不少。他们是北大和浙江共同的骄傲，像一条条无形的精神纽带把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基于这种特殊的渊源和友谊，我们双方合作将具有无比坚实的基础和无限光明的前景。我们认为，这个重要举措是有战略眼光的，激发浙江与北大的合作热情，对浙江省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与北大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

　　2014年10月18日，浙江省与北京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双方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说，引进大院名校，合作共建创新载体，是浙江在科技创新中始终坚持的一个重要举措。北大具有独特的办学风格、卓著的学术成就和强大的技术人才优势。我们将扎实推进与北大的全面战略合作，进一步深化合作内容，创新合作形式，提升合作层次，更好地发挥北大在参与我省经济社会建设、加强科技与经济结合方面的重要作用。朱善璐代表北大说，当前浙江发展正处在改革攻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北大现阶段的发展也正处于攻坚克难、“冲刺入列”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紧密围绕浙江省和北大各自的战略需求和特殊优势，切实加强交流合作，使北大的科研成果、科学技术、人才资源与浙江省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融为一体、相得益彰，使我们的合作成为地方支持高等教育发展的典范。根据签署的协议，省校双方将重点在全面加强战略决策咨询、推进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加快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加强人才交流培养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我们认为，10年前浙江与北大已经签署了合作协议，10年后又再签署合作协议是有双重意义的。一是强调合作的作用和意义。肯定以前的合作成果，巩固合作的基础。二是时代提出新的要求，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浙江的转型升级需要与北大等高校合作，学习习近平同志的智慧，大力发展浙江科技和经济，争取跑在全国前面。

　　2021年3月30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会见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一行时说，近些年来，浙江与北京大学携手共进，构建紧密交流协调机制，开展多领域全方面合作，共同建设创新平台，取得了有效成果。当前浙江正在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迫切需要科技创新和人才支撑。希望双方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开展务实合作，特别是共同推进浙江省三大科创高地、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欢迎更多优秀北大师生到浙江创业创新，我们一定提供最佳的服务、最优的环境，为他们干事创业搭建宽阔的舞台。邱水平说，北京大学与浙江有着独特渊源，近年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流与合作，省校合作取得积极成效。面向“十四五”发展，我们将认真落实好双方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与浙江全方位合作，全力支持和助力浙江高质量发展，努力推动省校合作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31日浙江省政府与北京大学续签《浙江省人民政府 北京大学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整合资源，在战略决策咨询、高能级创新载体建设、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人才干部交流培养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有关企业与北大有关院系也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研究、开发，加强浙江与北大的密切联系，创新“校企”合作的模式和方式，促进了浙江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们通过对浙江与北大合作背景、思路、方式等方面分析认为，浙江与北大开展全方位、多层次、新模式的合作，既适应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又符合互联网时代技术和经济发展的要求，还体现“浙江智慧”与“实干兴邦”的理念。因此，当下浙江人与北大人创新与务实的合作，对浙江省的智慧城市建设、数字经济与区块链发展等战略性推动将会在全国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