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与浙江人、浙江大学、浙江省有着许多极其密切的联系。似乎是一部北大人历史在演绎浙江人的奋斗史，一部北大教育历史在融合浙大教育史，一部北大发展史影响到浙江省的历史进程。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北大与浙江关系已经成为我国近现代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深入探索“北大浙江人”、北大与浙大、北大与浙江省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研究北大与浙江这个课题，探索北大精神与浙江精神融合发展主题,使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中国梦进程中，敢于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大力树立必胜信心。这在当下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北京大学与浙江发展的内在逻辑

　　我们试图用一种新的理念和新的思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并从思维层面、文化层面、精神层面，观察和探索120多年来北大与浙江的联系和关系。

　　第一、从北大人思维与浙江人思维来看

　　北大人的思维表现的是活跃、创新、超前;而浙江人的思维表现更多的是务实、创新、超前。我们从北大许多成功的科学家和文化名人，以及进过北大的浙江学子群体分析时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思想活跃，眼光超前，勇于创新。因此，北大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心和“五四运动”发源地不是偶然的。而从浙江的成功人士，特别是企业家身上发现，他们思想活跃，思路超前，做事务实，敢于创新和冒险。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浙江人以务实和创新的思维理念，以勇立“钱塘潮头”的气势，又创造了新的辉煌。我们从这里看到了北大人与浙江人的思维共性。

　　第二、从北大文化传统与浙江文化传统来看

　　北大文化传统主要有“爱国、民主、进步、科学”与“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思想，而浙江文化传统主要有“历史、文明、进步、 包容”与“勤劳、务实、担当、创新”的思想。我们知道，北大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与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源头之一。120多年来成长了我国几代最优秀的专家学者，他们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无畏的思想，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精神魅力。在北大学会的不仅是知识，更多的是对一个人人格的熏陶，从这里走出去的学子都有“北大”特有的精神气质。而浙江以有“文化之邦”的盛名，也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浙江还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浙江人长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形成一种包容心态和独特的文化素养。所以，浙江人接受新知识和新事物很快，又敢于创新。这也是北大文化传统与浙江文化传统的一致性。

　　第三、从北大精神与浙江精神来看

　　北大精神是“立学、办学、求学、治学”的价值追求。最早为蔡元培提倡的“精神自由，兼容并包”精神。而浙江精神开始提出是“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后来时任浙江省委对浙江精神进行了概括，提出“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这就揭示了浙江精神与北大精神的某种内在逻辑联系。可见，北大精神与浙江精神都有一个完善和发展过程，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立足本校与本省的历史和实际，突出发展动力与自己的特色。所以，北大精神与浙江精神的融合，也将成为北大与浙江双方合作的一种动力!

　　二、北大精神与浙江精神的融合

　　北大精神最早是蔡元培校长提出来的，当时他把北大精神概括为“精神自由，兼容并包”。后来官方又对北大精神阐释为“继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弘扬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秉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而浙江精神开始概括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后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把浙江精神概括为“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2016年又对浙江工作提出了“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新要求。这些思想揭示了浙江精神与北大精神的某种内在联系，也是北大精神与浙江精神的融合发展过程。

　　我们知道，北大精神经历了120多年的发展，但是其核心仍没有改变。应该说蔡元培提出“精神自由，兼容并包”奠定了北大精神的基础，也是对北京大学发展的一个自身定位。后来北大有几位校长根据我国社会发展与教育改革的需要，他们对北大精神也有下面新的表述：蒋梦麟提出“以个人为中心，以谋社会的发达”;胡适提出“有独立精神，不以别人的脑子为脑子”;马寅初提出“以前我们为资产阶级服务，以后要为人民服务”;丁石孙提出“要具有同新时代新任务相适应的素质”;许智宏提出“引领了近现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周其凤提出“始终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王恩哥提出“个人选择要同国家需要、人民利益和人类文明进步结合起来”;林建华提出“维护学术的独立与尊严，大学必须守护真理的纯洁、有责任代表社会良知、维护核心价值”。我们认为，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北大的与时俱进和开拓创新精神。最后官方将北大精神概括为“继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弘扬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秉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这种北大精神，体现家国情怀、民主自由、科学创新等内容。直到今天，北大精神不仅是北大的精神，而是中国高校的精神。

　　而浙江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浙江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浙江人民在千百年来的奋斗发展中孕育出来的宝贵财富，世代传衍，历久弥新，始终激励着浙江人民励精图治，开拓创业，充分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我们认为，浙江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浙江的生动体现。后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从人民群众实践中认识到了滋育着浙江生命力、催生着浙江凝聚力、激发着浙江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竞争力的精神力量。因此，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他从破解先发难题、激励浙江省人民“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使命出发，提出要与时俱进地弘扬浙江精神。我们可以这样说，从弘扬浙江精神到弘扬中国精神是对精神文化力量的高度重视，对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先进文化的高度自信。从实现中国梦的高度，强调要大力弘扬中国精神。由此看来，北大精神与浙江精神的融合和发展，既是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的一种根本体现和要求，也是北大浙江学子的历史担当和光荣使命!

　　第一、北大与浙江的创新精神

　　我们认为，北大精神与浙江精神的融合，首先应该是创新精神的融合。从历史上来看北京大学的创新精神。1898年，近代第一所由中央政府建立的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创办，就是以创新的理念和思想。当时就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教学强调“中体西用”。京师大学堂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辖各省学堂。到了民国初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严复为首任校长。当时社会动荡、经济凋敝，严复校长竭力维系了北京大学的生存。“五四运动”前后，北大秉持“民主”与“科学”理念，蔡元培校长对北大进行了民主主义改革，实行“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方针，彼时的北大革新人物与学术大师云集。我们对北大浙江一批知名学者作过分析，大约有一半以上的人是经历这个时期锤炼而成长起来的。20世纪30年代，蒋梦麟校长实行“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这个创新思想也是结合当时北大的实际情况，在当时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时至今日，北大要进入世界一流大学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面临办学理念、教育模式、发展质量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需要资源上持续投入，更要求思想观念的转变与体制机制的变革和发展模式的创新。

　　从历史上来看浙江的创新精神。我们知道，浙江的历史和文化有8000年，从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到跨湖桥文化。因此，浙江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既是浙江人在独特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下的传承与发展，也是一个不断接受外来文化影响过程。或者说，浙江精神的创新性，不仅表现“引进来”，还表现“走出去”融合和创新的过程。浙江创新精神与开放精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早期浙江人为改善生存环境而做出“走出去”的现实选择，在后来则造就了浙江精神中日益浓厚的“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众多的侨民和侨乡使得浙江具有了更多的利用机会。特别是从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为走南闯北浙江人提供了创新创业的广阔舞台，为浙江经济发展谱写了创新篇章。浙江人有勇气在体制和机制上创新，在思想和观念上创新，创造了许多可以载入改革史册的“全国第一”。浙江人创办的各类商品市场，使资源小省变成了市场大省，“浙江村”“温州街”“义乌城”遍布全国。而与北大精神紧密联系的浙大精神，可简要概括为“求实创新精神”。所以，创新是当代浙江精神中最为核心的一个部分，也是浙江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我们认为，北大精神与浙江精神的融合，还与北大浙江一批知名学者的创新思维和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通过分析发现，北大的创新思维和思想，有良好的传统和氛围。例如，首任北大校长孙家鼐主张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身为晚清政治家，用自身的创新理念，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点燃了星星之火。又如，第10任校长严复是引进西学第一人，他提出了“兼收并蓄，广纳众流”的办学方针，并在众多压力下保住了北大。也正是因为严复的努力和创新，北大的精神才得以延续。

　　再如，第14任与第18任校长蔡元培的创新，为北大精神奠定基础，他在任期间招揽了众多新思想旗手，让北大成为新思想的起源地。还有，第21任校长胡适让北大成为了一所民主自由的高校。他曾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让北大从新思想运动的中心成为了学术胜地。北大浙江知名学者们这些创新思维和思想，不仅影响北大，也影响浙江。或者说北大创新思维和思想的渊源与浙江省有密切联系，因为这些知名学者大多都是浙江人，在他们思想中从某种程度上都有浙江文化那种创新的基因。所以，研究浙江精神就要深入探索北大精神，而探索北大精神就要深入研究浙江精神，两者之间是互为因果关系的。

　　第二、北大与浙江的包容精神

　　我们认为，北大精神与浙江精神的融合，应该是包容精神的融合。从北大包容精神来看，在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采用“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路。不仅引进大量引进新人物，而且也很好包容老式学者。例如，既有胡适这样新式学者，也有辜鸿铭这样老式学者。后来，蒋梦麟在北大建校25周年发表《北大之精神》的简短讲话中强调，既要有包容与自由，也要有纪律与法度。他说，“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俗语说，‘宰相肚里好撑船’，这是说一个人能容，才可以做总握万机的宰相。若是气度狭窄，容不了各种的人，就不配当这样的大位。凡历史上雍容有度的名相，无论经过何种的大难，未有不能巍然独存的。千百年后，反对者、讥议者的遗骨已经变成灰土;而名相的声誉犹照耀千古，‘时愈久而名愈彰’”。又说，“容量无止境，我们当继续不断的向‘容’字方面努力。‘宰相肚里好撑船’。本校‘肚里’要好驶飞艇才好”!因此，北大提倡学校包容、老师包容、学生包容;个人包容、机关包容;派别包容、思想包容。包容精神是全方位的，它既是北大立校之本，也是北大发展之基。

　　从浙江包容精神来看，浙江人的包容胸襟有其历史、人文、现实等原因。浙江自古以来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门户和对外交往的前沿。因此，各种思想和文化融入是浙江人产生包容的基因。更重要的是养成了浙江人放眼世界、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大视野大胸襟。所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浙江的民营经济冲破束缚，获得了蓬勃发展的机遇，使浙江成为一个包容性极强的经济区域。浙江的包容开放就像如鱼得水一样，特别是在引进人才方面，凸显出浙江人包容四海与全力接纳人才的精神。比如说，几乎全国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在浙江省设有分行与支行，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进入浙江，而且每家分支机构都有盈利。浙江还融入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从大企业高管到快递员及送外卖人员，他们都能融入浙江大家庭，深感浙江人不“排外”。特别是杭州自800多年前“宋室南迁”以来，杭州就成为一个移民的城市，在城市文化的血脉中，开放包容成为杭城的灵魂。杭州以一种包容的态度，广纳全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及经济成果。所以，许多外地人被浙江的开放包容所折服。我们可以这样说，浙江包容开放也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动力。

　　我们认为，北大精神与浙江精神的融合，还与北大浙江一批知名学者的包容性有关系。在北大早期蔡元培校长就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注重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希望学生“不要与时代同流合污”。我们认为，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内容非常丰富，而北大当时是处在社会大变革前沿。在蔡元培校长的领导下，当时的北大成为了“改进运动的先锋”。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北大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物，而在这些人后来都是“五四运动”的中坚力量。因巴黎外交失败后，爆发了“五四运动”，她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而“五四运动”中北大浙江知名学者以包容的精神，不仅涌现了像鲁迅这样的“旗手”，还涌现许多大思想家、国学大师和科学大家。而当我们深入观察分析发现，这些知名学者身上都有浙江人那种包容的基因。他们表现敢于与不同思想与文化群体的包容，这是浙江人放眼世界、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大胸襟。因此，北大浙江知名学者的包容精神与包容传统都是来自有5000年文明史的浙江，而出现的地方是在当时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北大而已。

　　第三、北大与浙江的实务精神

　　我们认为，北大精神与浙江精神的融合，应该是务实精神的融合。从北大的务实精神来看，北大的诞生，同一个民族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同北大的务实精神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北大常常在国难当头时会冲向前线，在国家和平时会默默反省，在社会转折时会出现呐喊，在正义的力量被压制时会撑杆而起。比如，在“五四运动”时期，北大一方面提倡新文化，另一方面参加救亡运动。这种务实精神不是空谈爱国和救国，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挺身而出。因此，近代中国那种痛苦的命运，与北大精神的塑造有密切关系。例如，北大第19任校长蒋梦麟当时参照世界先进高校的经验，对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了中国的教育体制，他是我国高等教育正规化的奠基人。

　　蒋梦麟也是北大务实派校长第一人。又如，北大第25任校长周培源为北大增设了20多个专业，让北大从一所文科高校变成如今文理科综合大学。由此看来，他们这些举措都是一种务实精神。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务实精神、自由精神、创新精神构成当代大学精神。从浙江的务实精神来看，浙江的务实精神源远流长，始终流淌在浙江人民的血脉里，构成了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继承了浙江文化传统中的优秀因子，如经世致用、义利并举的理性精神，与时俱进、通变智巧的思变精神等。在浙江无论是企业家、科学家还是基层改革者都能务实创新，他们紧跟时代、抢占先机，在各自领域进行大胆探索和变革。特别是浙江人务实自立的意识很强，不抱怨，不空谈，不幻想。为了生存发展，脚踏实地做事，认认真真赚钱。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依靠勤劳的双手，摆脱贫穷，走向富裕之路。

　　还有，浙江人的务实精神与吃苦耐劳精神始终联系在一起。浙江人从擦皮鞋、做纽扣、卖螺钉，只要能赚钱，利小也不放弃。而在微利背后是辛勤的付出。做别人不愿做的事，吃别人不能吃的苦，忍受别人无法忍受的事，最终赚到别人不能赚到的钱。所以，在国内与国外最艰苦的地方，但只要有市场的地方都留下浙江人身影。近几年来，中央主要领导在多个重要场合提及浙江精神。由此看来，“干在实处”的务实精神将成为浙江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动力和源泉。

　　我们认为，北大精神与浙江精神的融合，还与北大浙江一批知名学者的务实精神有关系。北大与务实精神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历史的积淀。从中华民族来看，需要一种务实精神。北大就是这样的一种精神力量。它致力于国家的建设，不仅培养了理工科人才，也培养了管理人才。因此，北大既培养了知名学者，也培养了各个学科和行业的专业型实用型人才。比如说，北大第11任校长何燏时早年赴日留学，从日本回国任浙江省矿务局技正，后来调北京任学部专门司主事兼京师大学堂教习与校长。他提倡开矿办厂，从事实业救国。又如，北大第20任校长张龙翔说过，我在北大期间在两件事情上是做对了。一件是支持了胰岛素合成;一件是支持了“七四八工程”(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我们认为，务实求真是北大精神，也是浙江精神，更是中华民族精神。北大浙江一批知名学者的务实精神，既是浙江务实精神的体现，也是浙江务实精神在北大的弘扬。浙江务实精神是根植于浙江大地，既是激励浙江人奋进的一种精神力量，也是浙江人代代相传的精神基因。同时，北大务实求真精神也是中华民族务实精神的传承。只有务实与发展，才是社会经济进步的真正力量。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