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兴泉，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大成总所刑事业务部门负责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常年研究职务犯罪、经济犯罪案件的预防与辩护，关注民营企业家犯罪现象。曾办理证券公司单位行贿案、山东某国企单位受贿案、辽宁某企业家骗取贷款案、内蒙某银行负责人违法发放贷款案等。

　　攻守同盟，原指国家(部落)与国家(部落)之间订立盟约，战时彼此联合进攻或防卫。现多指坏人互相勾结，为掩盖罪恶行为而采取一致行动，联手防止罪恶行为被发现、查处。原成语据考出自《孽海花》，清·曾朴《孽海花》第十八回：“可惜后来伊藤博文到津，何太真受了北洋之命，与彼立了攻守同盟的条约，我恐朝鲜将来有事，中、日两国，必然难免争端吧。”

　　司法实践中，也经常听闻攻守同盟的说法。

　　据中新网2015年报道，中纪委通报指，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存在干扰、妨碍组织审查的行为”。这并不是一个新表述，据中新网记者统计，中共十八大以来，在纪检部门的公开通报中，至少有二十多名被查官员存在类似行为，其中一些人更是“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调查”。据中新网记者不完全统计，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中纪委网站上，至少有17人存在类似行为。

　　他们中，14人被指“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政协原主席、党组书记杨跃国就是典型例子，被网络举报后，他一方面和行贿人订立攻守同盟，退还部分收受的贿赂，转移违纪违法所得;另一方面，“上蹿下跳”，在组织面前信誓旦旦，甚至还专程到云南省纪委要求组织澄清。云南省纪委“如其所愿”对他进行调查，结果查出了大问题。

　　云南省曲靖市委原副书记李云忠听闻风声后，多次召集老板统一口径、串供、签订虚假投资协议、订立攻守同盟，企图瞒天过海、对抗调查。到案后，他自认为作案方式隐蔽，与相关人员做了充分的反调查准备，一开始还不愿意配合调查，然而办案人员灵活运用证据，两天就击溃了他的幻想。

　　近几年，关于攻守同盟、对抗调查的报道更不在少数，如一些报道有类似表述：“经查，XX对抗组织审查，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为掩盖其严重违纪违法问题，与特定关系人串供，对抗组织审查”……

　　究其原因，每个人在做了坏事(此处的“坏事”评判标准，应以行为当时的社会道德水准、法律法纪规定等适时评价)时，不想被发现，采取一切手段进行隐瞒遮盖，乃是天性使然，但联合、诱惑甚至是威胁知情人统一口径，采取一定的措施对抗职能机关调查，则是这种天性的进一步展现，是一定胆量驱使下的进一步违法违纪违背道德的行为。

　　观察这些年来的司法实践，攻守同盟有多种表现形式，简述几种如下：

　　一是互相串通，多人对原始案情进行编造、否认，混淆事实真相，达成一致。如某派出所原所长邱某、黄某案件中，该派出所有10余人涉案，在事关大家共同的腐败利益驱使下，这些民警订立攻守同盟，对抗调查。2018年3月，在邱某被监委采取留置措施后，黄某便与民警一起商讨对策掩盖罪行。在黄某被采取留置措施后，该派出所在职的领导仍然多次组织民警进行串供，继续对抗调查。

　　二是伪造“合法证据形式”，掩盖事实真相，如受贿一方在得知自己可能被调查，为防止受贿事实被发现，协商给输送利益一方出具借条、借款合同、共同投资合同等，将受贿行为包装成合法的民事行为方式。甚至在被采取留置措施后，由近亲属找到输送利益的一方，临时补充“证据”，提交办案机关，以证实其收受贿赂的合理性、合法性。如在某官员受贿案中，其收受某企业家100万元的事实，因为给企业家出具了借条，对调查机关辩称是借款，坚决否认受贿，但经办案人员调查该官员借款时间段前后的家庭收入状况、资金流水去向以及其利用职权为该企业家提供帮助的多起事实，证明了该官员根本没有借款的任何需要，在对企业家耐心开导下，企业家也向办案人员说出了真实过程。

　　三是阻止他人揭发检举、阻碍举报。如某市原宣传部部长王某因涉贪腐，被组织部门约谈，面对即将东窗事发的局面，王某立即安排自己信得过的赵某向举报人通过银行转账支付250万元“封口费”。令王某和赵某意外的是，举报人贾某收到转账款后，选择了将该笔款项上交纪委并说明该事实。

　　四是安排主要证人远走他乡，断掉证据链。如某市监委在调查某局长贪腐案件时，告知与其有不当经济来往的王某立即出国，躲得越远越好，该局长认为，只要办案部门找不到王某，无法查证对证，就不能确认他的贪腐事实，而在这段时间里，他认为自己的“后台”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帮助自己脱离险境。

　　司法实践中，攻守同盟的花样繁多，不再详述。总之，攻守同盟的存在，明显助长了犯罪嫌疑人的抗拒心理，也有的诱发了新的犯罪，甚至造成冤假错案，或者是导致一些犯罪分子长期不到案，逃脱法律制裁，给办案造成了一定阻力，增加了司法成本，给司法工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社会危害性极大。如前述有的本来是证人，因为伪造证据，可能涉嫌伪证罪、洗钱罪或其他罪名，也变成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在破解攻守同盟方面，办案机关依法采取相应的对策，力求查证水落石出，以细致的逻辑思维研判案件的每一个细节问题，充分利用侦查技术和审讯艺术，各个击破，务必查清案件事实。

　　如在前述第一种相互串通方式中，采取利用或制造矛盾，进行分化瓦解。毕竟在多位串通人员中，它们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工作或生活矛盾，包括在该案中的作用地位也不完全一样，办案人员可充分利用这种矛盾和差异，策划审讯技巧，逐个击破。

　　在前述第二种以合法证据掩盖犯罪事实的情形中，最为常见的以借条、借款合同掩盖受贿事实的情况下，办案人员通过查询官员的银行资金流水去向、家庭经济收入情况，可以判断其是否有借款的必要;办案人员通过讯问嫌疑人为什么向该企业家借款而不是其他人，为什么是这个数额而不是其他数额，为什么有钱了却不偿还借款，包括询问出借人为什么时间如此之久却不催促他归还借款，为什么没有利息约定等等，完全可以发现不合常理的细节，双方对此细节肯定不会有一致的解释。当然，以合法形式掩盖犯罪事实的表现形式很多，任何一种形式，因为其虚假，就需要用更多的虚假理由去解释、掩饰，理论上所展示出来的漏洞就更多，一个优秀的办案人员，完全可以从细节入手，以缜密的逻辑思维、以环环相扣的审讯艺术，发现真相。

　　依照现有法律规定，争取罪行轻微一方，充分利用初犯、从犯一方，政策攻心，宽严相济，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破解攻守同盟方式。如在行贿受贿案件中，我国现行刑法明确规定，对于行贿一方，在追诉前主动交代的，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甚至可以免除处罚。依照此规定，针对潜在的行贿一方，告诉其法律规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促使其良心发现，主动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争取从宽处理，甚至是免于处罚，完全行之有效。尤其是在行贿一方被羁押或留置后，行贿一方面对获得自由还是顽抗到底，相信多数的人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出正确选择。根据行贿的法律规定，输送利益的一方并不是绝对的与受贿一方一起构成犯罪，在有的情形下，输送利益的一方依法不构成犯罪，则更不必同受贿一方捆绑。

　　总之，订立攻守同盟，一定会被优秀的办案人员识破，被具有卓越办案能力的办案机关破解，侥幸心理要不得。